[前沿] 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神经科学与战争间存在复杂关系


  虽然我们对人脑还有许多不甚了解之处,但这些研究的确为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我们为这些进展惊叹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研究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争议。



  在战争中,许多在和平时期使用的技术、以及用来增强人类能力的科技可能反而会对人类的能力造成损害和打击。


  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17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用思维控制无人机飞行?这一度像是科幻片中的幻想,但如今就快要成为现实了。药物能帮助军人忘记创伤性的经历,或是在审问中让对方产生信赖感、心甘情愿地招供。


  为了减轻战争给军人带来的创伤,由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简称DARPA)出资的研究工作正在寻找各种可行方案,包括植入大脑芯片和“智能尘埃”等。由军队合约商发明的隐性微波束已经在美国的部分犯人身上进行了测试,这种微波束在击中远处的目标时,会使其产生灼烧感。上述技术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在神经科学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由军方研究推动取得的神经科学突破,美国和欧盟政府都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大力支持。


  虽然我们对人脑还有许多不甚了解之处,但这些研究的确为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我们为这些进展惊叹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研究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争议。


  在国防和战争中,神经科学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解答,如科学和医疗界的专业技能与技术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其中尤以战争为甚。要想理解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生物伦理学家、记者与政策顾问通常会在“双重用途”的框架下分析问题。



  现代神经科学是在二战后确立的。和许多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学科一样(如物理、核医学等),在军方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民事”机构、以及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这样的“军事”研究机构都对神经科学展开了研究。


  虽然科学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但在战争中,许多在和平时期使用的技术、以及用来增强人类能力的科技可能反而会对人类的能力造成损害和打击。这就需要我们对科学和技术被误用的可能性予以更多关注。


  承认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通过相关政策、如制定武器公约等,对上述情况进行约束。而这一框架的关键便是“武器化”(weaponization)。“双重用途”概念提出,我们需要留意某种“和平”的科学技术是如何被运用在战争或国防工作中的。这一过程便是“神经科学的武器化”。


  “双重用途”框架和“武器化”概念或许能立即发挥一些潜在的实际效果,但它们是建立在对神经科学发展史的误解之上的。上述框架和概念认为,战争与和平、军用与民用之间存在鲜明的分界。但事实上,神经科学这一学科在军用和民用机构中的发展可谓齐头并进,内容相当。


  现代神经科学是在二战后确立的。和许多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学科一样(如物理、核医学等),在军方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民事”机构、以及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这样的“军事”研究机构都对神经科学展开了研究。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神经精神病学分部最先提出,研究人员应当对大脑解剖学和生理学予以和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相同程度的关注。



  DARPA出资赞助的人机交互接口研究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该技术能将人脑直接与机器相连,从而对机器进行远程操控。


  神经科学获得的资金支持和发展过程都是以满足战争和国防需要为目的的。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战争、医学与科学创新早已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的临床神经学就曾插手干预过。


  但我们不能说神经科学已经被“武器化”了,因为这就等于假定神经科学的发展过程没有掺杂任何军事元素,而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此外,“双重用途”框架和“武器化”概念还假定,“有助”和“有害”之间存在天壤之别。


  这些概念的运用者主要关注的是神经科学有害的一面,也就是会降低人类能力的一面。这无疑值得高度关注。例如,我们可能会利用神经药物来打击敌人的作战能力,或是在审讯中降低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等。


  但若将“有助”和“有害”截然分开,就等于忽略了许多技术是可以两者兼顾的。DARPA出资赞助的人机交互接口研究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该技术能将人脑直接与机器相连,从而对机器进行远程操控。这对于老兵和军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可以帮他们用上更好的假肢。但同样的技术(甚至是同样的实验产品)也能被用在战争中,如操控无人机等。


  军事医疗与战后复原工作也是一个例证,人们认为该技术是利大于弊的。例如,该技术可用来诊断军事环境中的(轻微)脑损伤,而在临床条件下,这些技术也能对需要帮助的患者起到很大帮助。



  军事医疗与战后复原工作也是一个例证,人们认为该技术是利大于弊的。但作为军事医疗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疗法的目标是帮助士兵在战争前准备就绪,或许还有助于重新雇佣老兵。


  但作为军事医疗系统的一部分,这些疗法的目标是帮助士兵在战争前准备就绪,或许还有助于重新雇佣老兵。士兵的健康(有助的一面)对于战争(有害的一面)而言至关重要,说明这两个方面并不像“双重用途”框架所假定的那样泾渭分明。因此,我们不可能说神经科学已经被“军事化”、或者“武器化”了。“双重用途”框架没有意识到,神经科学始终是战争与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导致我们低估了政治任务与战争和科学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密切联系。


  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这使得我们无需再提出各种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与武器化有关,还关系到可能对人类有利的诊断和治疗措施。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也使我们无需质疑哪些研究得到了资金赞助和政府支持,或是质疑军事强迫科学发展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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